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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2日晚间，中国恒大集团（03333.HK）（下称“恒大”）发布公告称，因未能满足香港联交所复牌指引要求，且未能在2025年7月28日前恢复股份交易，联交所依据《上市规则》决定取消其上市地位。
截至停牌时，中国恒大股价为每股0.163港元，其总市值由历史高峰期的逾3700亿港元降至停牌时的21.5亿港元，股价已低于1港元。
公告明确，公司股份的最后上市日期为8月22日，上市地位将于8月25日上午9时正式撤销。
中国恒大在公告中坦言，无意就上市委员会作出取消上市地位的决定申请复核。停牌18个月、历经4年的拉扯博弈后，恒大选择了停止挣扎。
汇生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，恒大和华南城均属于长期停牌且重组无实质进展的高风险房企。恒大退市表明港交所《上市规则》第6.01A条的执行不再留情面，“长期停牌=高概率退市”的市场预期已经固化。
他坦言：“‘时间换空间’策略在港股地产板块基本失效，这会加速类似企业的出清进程。现在恒大正式退市，华南城在18个月后也大概率难逃此结局。”
豪赌上市
恒大的崛起与衰败，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高杠杆扩张模式的一个缩影。
恒大集团自1996年成立至今，经历了从创业到上市、巅峰至危机的完整周期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折射出中国房地产行业曾经“野蛮狂飙”的时代特征，也揭示了资本杠杆与企业家野心碰撞下的风险积累与爆发。
1996年，许家印创办广州恒大实业有限公司，初期通过金碧花园项目的成功开发积累了第一桶金，奠定了其在房地产领域的基础。
恒大的成功并非偶然，依托快速开发和低价销售的模式，它迅速在广州市场崭露头角。
然而，许家印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在房地产行业起步之初，恒大就开始大举扩张，力求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。
2006年，恒大通过引入德意志银行、美林、淡马锡等知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，获得了4亿美元的融资，为其后续的扩张铺平了道路，后续再融得高额结构性担保贷款。
恒大迅速扩大土地储备，并依赖资本市场加速布局，至2007年，恒大的土地储备量从2006年的不足600万平方米，激增至4580万平方米，增幅接近七倍，为其后续的高杠杆运作打下了基础。
然而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却为恒大的上市扩张计划带来了沉重打击。尽管恒大当年成功获得第二轮融资，但全球经济的动荡使得公司上市进程多次受阻。
彼时，金融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，恒大的上市梦想一度陷入停滞。
正当公司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，国家的“四万亿”救市计划帮助地产行业迎来了转机。恒大得以在危机中恢复元气，销售额在2008年突破百亿元大关，并于2009年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，市值一度达到705亿港元，成为当时中国市值最高的民营企业。
上市后的恒大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，迅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通过不断融资与高杠杆扩张，恒大在接下来的十年中，销售额从2009年的303亿元飙升至2019年的超6000亿元，2020年更突破7232亿元，成为行业巨头。
进入2021年，恒大实施了雄心勃勃的多元化战略，涉足足球、矿泉水、粮油、乳业等多个行业，试图通过多元化布局分散风险。
然而，多元化布局及高杠杆运作，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高的财务和偿债压力，企业的隐性风险也逐渐暴露。
过度依赖资本杠杆的扩张模式使得公司财务状况日渐紧张，特别是在出台“三道红线”政策后，恒大的资金链陷入严重困境。
彼时，房地产融资全面收紧，公司面临融资渠道的断裂。迫于资金压力，恒大启动了资产出售、股权引战、促销去化等多项举措。然而，由于依赖高杠杆的扩张模式无法有效自救，恒大最终陷入债务危机。
2021年，恒大首次承认商业票据逾期，随之而来的理财产品兑付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信用危机，涉及未兑付余额高达340亿元，超过10万名投资者受到影响。
随着企业偿债能力的快速下滑，恒大的违约风险愈加严重。2019年至2022年间，恒大股价暴跌、债务违约频发，资本市场对其失去了信心。2022年，恒大停牌17个月后复牌，股价暴跌78.79%，市值蒸发超千亿港元。
2023年，恒大集团发布境外债务重组方案，预计未来三年将需要新增2500亿至3000亿元融资。然而，债务重组方案迟迟未能落实，公司的破产危机愈加迫近。同年9月，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恒大的困境进一步加剧。
最终，2023年12月，香港高等法院宣布恒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并于次年1月29日颁令清盘，安迈顾问被委任为清盘人。
清盘退场
距离恒大成立30周年仅剩11个月13天，然而，这家曾经风头无两的地产巨头，最终未能走到其“而立之年”。
作为中国房地产曾经的标杆企业，恒大一度是无数投资者和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，但如今，它的退市与清盘已成为行业深度调整的象征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盘人在前述公告中，披露了截至2025年7月31日的恒大清盘首份进展报告。
首份清盘报告显示，恒大清盘工作复杂且耗时，涉及四大核心范畴：重组、资产处置、破产原因调查以及债务厘清。
清盘人于报告中坦言，恒大的清盘工作正面临重重挑战，涵盖重组、资产处置、破产原因调查与债务厘清四个关键领域。
目前，清盘人仍未能明确找到可行的整体重组路径。尽管恒大新能源汽车部分投资方案一度吸引潜在投资者，但未能成功落实。
截至7月末，清盘人直接管控的恒大集团资产总值约270亿港元，可变现金额约20亿港元，包含中国恒大直接持有的8170万港元和通过控股附属公司回笼的约13亿港元。
报告显示，截至2025年7月31日，恒大收到187份债权证明表，债权总额高达3500亿港元（约450亿美元），这一数字远高于恒大2022年披露的275亿美元负债额。
此外，恒大的合并财务报表显示，截至2022年末，该公司资产总额达到1.84万亿元，而负债则为2.44万亿元。这些数字不仅凸显了恒大的负债危机，也让清盘过程变得更加艰巨。
在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看来，此次恒大退市有效加速了行业风险释放与泡沫出清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资源重组，为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。
李宇嘉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表示，退市程序是资产重组的关键。若退市程序长期停滞，将实质性阻碍后续重组工作的推进效率。
他强调：“风险出清是市场触底反弹的必要前提。唯有彻底化解存量风险，清除低效资源，方能实现市场的根本性修复与良性发展。”
黄立冲则从近期华南城清盘案件的相似性出发，深入分析了资本市场对内房清盘和退市案件的反应与理解。
他指出，恒大与华南城的退市/清盘案例，将促使境外机构在定价港股地产债和股权时显著提高“退市风险溢价”。投机性押注“复牌重生”的机会窗口会大幅缩小。
此外，黄立冲也明确强调，尚未完成清盘的企业面临的选择非常严峻。他坦言，“要么加快实质性重组，争取债权人支持；要么面临快速司法清盘，没有长期拖延的缓冲期。”
黄立冲进一步提到，对于港股市场而言，退市与清盘先例会促使壳资源价值下滑，长期停牌企业维持上市的意愿和能力都会下降，进而影响整体市场的活跃度与投资信心。
（文章来源：华夏时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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